美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優勢
http://www.xibaipo.cc 2008-12-03 14:27 中企顧問網
本文導讀：美國一直把生物技術產業（簡稱BT）作為基礎性和戰略性產業加以支持，是現代BT產業的發軔地和領導者。因此研究美國BT產業的發展和組織狀況，具有特殊意義。
美國一直把生物技術產業（簡稱BT）作為基礎性和戰略性產業加以支持，是現代BT產業的發軔地和領導者。因此研究美國BT產業的發展和組織狀況，具有特殊意義。
美國BT產業已形成代際優勢
通過大規模投入BT開發和產業化，美國發動了生物科技革命，將BT變成生物技術產品和藥品發明的“發動機”，從歐洲手里搶走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傳統霸主地位。
首先，從就業、收益、上市公司數量和市值看，美國的BT產業都是歐洲的3倍左右，這一差距仍在不斷擴大。根據美國安永的統計：2000年美國BT公司有雇員174000人，歐洲只有61000人；美國公司的銷售收入250億美元，歐洲只有大約80億；美國有339家上市公司，歐洲只有105家；公司市值美國有3300億美元，歐洲只有大約685億。日本的BT產業規模比歐洲更小。2001年BioCentury只數出20家日本企業，大多剛成 立不久。而且美國的生物科技、生物醫療和醫藥行業，培養和雇傭了全球75%以上的生命科學領域的博士。
其次，從BT基礎研發的投入角度看，美國僅聯邦資金的投入2005年就達300億美元，約為歐洲國家投入的10倍，日本的20倍。如果再考慮非盈利性組織、風險投資、慈善捐贈、企業研發的配套投入，這一差距會更大。
第三，從知識的產出看，當前《Nature》和《Science》等世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雜志中，90% 的文章是關于生命科學研究的。在這些文章中，90%是美國研究機構產出的，剩下的10%中，還有很多是美國研究機構培養的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第四，從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看，人類在1970~1980年代，完成了從原始生物科技到以重組DNA技術和分子克隆為標志的第一次生物科技革命。當世界其他國家剛開始推廣和應用基因工程技術時，美國已完成了從個體基因到以生物系統為研究對象的轉變。今天的美國更已提前進入以各種前沿科技融合為標志的第三代生物科技革命。美國的BT產業已與計算機技術、生物芯片技術、組合化學合成技術、納米技術、高通量篩選技術等迅速融合，開辟了很多全新的領域。除了干細胞技術等少數領域，美國由于法律倫理約束和政治爭論而使發展受限外，美國幾乎占據所有的BT前沿領域。
以上分析可知，美國BT產業已在世界上確立了絕對優勢，與其他國家的BT產業競爭已不在一個層面上。事實上美國BT產業發展的國家戰略可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在世界上形成并確保BT產業的代際優勢，即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在技術和產業發展上，要至少先進兩代以上。
集群是美國BT產業組織的主要形式
由于生物知識和技術仍處于摸索階段，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美國BT產業的集群傾向異常明顯，主要集中在九大都市區：波士頓、舊金山、圣地亞哥、北卡三角研究地帶、西雅圖、紐約、費城、洛杉磯、華盛頓—巴爾的摩等。在這九個BT集群中，東海岸有5個，西海岸有4個。
從BT產業相關活動的活躍程度看，這九大BT產業集群，是美國其他42個城市的生物產業難以望其項背的。除了美國衛生科學研究院(NIH)的資助額度以外，九大BT產業集群的相關平均活動水平，至少是其他城市相應數字的10倍以上。
從發展趨勢看，BT研究活動已稍微趨于分散化。如九大BT集群在1980年代獲得的NIH資助的比例為63%，獲得專利的比例為71%；在1990年代，相應的比例分別變為59%和68%。但BT技術商業化活動的群集趨勢卻進一步加強。九大BT集群在1980年代獲得風險投資的比例為81%，建立R&D聯盟的比例為89%，建立新創企業的比例為61%；在1990年代，相應的比例分別增加到86%、96%和77%。
BT產業集群傾向明顯的主要原因，一是BT產品和服務創新的成本昂貴，風險大，周期長，充滿不確定性。一個成功的生物技術產品，一般要花20年時間才能完成商業化，一個典型的BT公司總要虧損經年，需要不斷融資來延續自己的研發經營；二是由于BT產業遠未達到臨界狀態，新知識、新方法、新領域層出不窮，相關人員必須相互學習，才能保證知識及時更新；三是BT企業之間經常需要通過分工配套、合并重組，以此進行定位和增強競爭力。一句話，產業集群化是一種有效的避險機制和競爭利器。
美國BT產業集群模式的核心特征
第一，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是前提。
美國九大BT成功聚集生物科技的必要條件，是它們都離世界一流學術研究機構很近。如哈佛、MIT、波士頓大學、Mass綜合醫院、Beth Israel Deaconess醫學中心、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等，都分布在波士頓環劍橋地區。這使波士頓地區成為美國獲取NIH資助和建立R&D聯盟最多的地方。舊金山是斯坦福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分校所在地。圣地亞哥的BT企業都聚集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Salk Institute和Scripps研究學院周圍。西雅圖最好的研究中心，包括Fred Hutchinson癌癥研究院和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巴爾的摩之所以成為“世界基因之都”，主要歸因于NIH和Johns Hopkins大學。北卡州的BT公司排列在三角研究地帶、北卡洛萊納大學、杜克大學周圍。
BT是一個建立在學術研究名譽和血統上面的產業。BT企業創始人的學術名譽和所擁有專利的實力，是投資者最為看中的降低投資風險的法寶。和化工等產業由大公司主導R&D不同，BT企業都以學術研究機構為起點，而且BT企業和產業集群是保證其順利發展的關鍵，是研究機構在新發現的領域，迅速批量生產博士和博士后的能力。BT公司選址的第一考慮因素，就是人才池的大小。Craig Venter是繪出人類基因組圖譜的Celera Genomics公司的創始人，他認為真正聰明的人，就是生物科技公司的煤和鐵。
第二，風險投資網絡是關鍵。
舊金山BT產業最明顯的優勢，是云集在斯坦福大學旁Sand Hill路的風險投資公司。在與波士頓128公路競爭誰能成為美國高科技活動的主導者的比賽中，風險投資產業幫助硅谷取得了勝利，同樣也為硅谷的生物科技革命提供了資金。目前硅谷的生物風險投資產業，實際投資規模比居第二位的波士頓的數據，高出50%以上。
西雅圖沒有像三藩市、波士頓和圣地亞哥那么集中的風險資本，但微軟的財富效應帶動了生物科技的冒險精神。微軟的創始人蓋茨和保羅，有意識地在美國西北地區積極支持生物科技發展。蓋茨捐贈華盛頓大學，將著名的基因科學家Leroy Hood吸引到了西雅圖，后者創立了好幾個生物科技公司和一些研究機構，包括系統生態學研究院。保羅通過他的Vulcan風險投資公司，為DNDN、SGEN和Rosetta Inp等公司提供資金。2004年微軟在西雅圖成立了以破解大腦功能為最終目標的全神經系統RNA表達譜研究所，微軟還于2005年在歐洲建立生物信息學研究院。
NIH每年有約10% 的預算，花在了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一帶。如此集中的花費，已被證明是緣于Bethesda、Rockville和其他Maryland地區建立生物科技公司的強大刺激，人類基因組項目就是NIH計劃產業化的例子。Craig Venter在創立Celera Genomics公司的前身TIGR之前，都在NIH從事尋找基因的工作。
技術不能自動變成產業，風險投資家在BT技術商業化過程中的功勞，不可磨滅。
由于BT開發投入大、風險大、耗時長，沒有不畏失敗勇于冒險、根植于當地文化的風險資本家，BT企業根本不可能起步。追溯到1953年DNA結構發現之初，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人員是DNA研究的先驅，MIT是孕育DNA科學的溫床。但全球第一家BT企業Genetech，卻在1976年創建于硅谷，完全是因為硅谷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風險投資環境。Genetech的由大學教授和風險投資家聯手創辦企業的模式，至今仍是BT創業的基本模式。
第三，新創企業是首要。
新創BT企業往往代表研究成功的新方向，不斷為BT產業集群注入新活力。因此新創企業的數量，是衡量一個BT產業集群活力的重要標準。根據最近安永的一份研究表明：2000年舊金山海灣地區有76家BT上市公司，在BT新創企業數量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顯然得益于強大的風險投資行業。包括波士頓在內的新英格蘭地區有48家，圣地亞哥有31家，西雅圖有19家，華盛頓—巴爾的摩地區有20家左右，北卡州有13家，等等。
與大醫藥企業相比，新創BT企業在創造性、敏捷性和成長性方面具有突出優勢，與研究機構的風格相近，趣味相投。生物醫藥商業化產品的最新發現，主要依賴于創造力、集中力和知識更新速度。相比之下，規模對創新能起的作用相對有限，規模是創造力起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創造力起作用的原因。前些時間，Amgen，Genetics Institute，Genetech等最大的BT企業，紛紛削減研究規模，轉而與一些新創的BT企業建立聯盟關系。更有意思的現象是，一些大名鼎鼎的BT行業泰斗，常常離開BT巨頭的CEO或董事長位置，轉而去從頭創辦新企業。Amgen的一個創始人離開Amgen后，先后創辦了兩個企業。
第四，龍頭企業是支柱。
在當前美國主要的BT產業集群中，都至少有一個商業化相當成功的龍頭企業，如硅谷有Genetech和Chiron。與另一家企業合并的Biogen，是波士頓地區生物技術公司的王牌。圣地亞哥的龍頭企業是IDEC醫藥，和Genetech公司合作創造了世界第一個單克隆抗體藥物Rituxan。西雅圖最大的BT企業是Immunex，之前則是Amgen。Celera和人類基因組科學公司，曾是華盛頓和巴爾的摩基因產業集群的領袖。
在把著名研究機構周圍的一群新創企業，轉變為一個真正的地區性BT產業集群方面，一個有著巨大成功故事的龍頭公司，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許多地區都有優秀的科研中心，但只能靠運氣，才能得到一次商業的巨大成功，真正帶出一個地區性的產業。
BT產業知識效應明顯，龍頭企業往往“贏者通吃”。BT領域的企業規模優勢非常明顯，通常一個BT子領域的領袖，其規模在研究階段是追隨者的5到10倍，在商業化階段可以是追隨者的30到100倍。正是這種規模效應，為一個地區性產業集群吸納和配備了一些關鍵性的資源，如產業化必須的工藝和管理人才，以及配套性產業。
成功的地方企業躍居領導地位，是最好的榜樣。這些企業的部門領導和中層經理，經常自己開創或經營新公司。在世界生物科技產業起源的加州北部，Genentech和Chiron公司就這樣的角色：前Genentech公司的科學家和管理者，創立或經營了近30家BT公司，與Chrion公司有關聯的人，在15家BT企業中扮演同樣角色。波士頓地區的Biogen、Vertex和MP公司也如此。
BT是一個管理者人格和聲譽，能直接影響股價的產業。對投資者而言，管理團隊和新領導人的BT企業血統，如在知名企業的工作資歷背景，是BT公司成立以后的成功保障之一。如加州的BT企業Scios之所以能用20年時間，成功開發出第一個藥品，是其聘用了一位來自Genentech的高級管理者作為新任CEO。這個人的經歷，幫助公司順利完成了藥品的臨床試驗和建立銷售網絡，把新藥推向市場。
以上美國BT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本質上是規避產業投資風險的最佳工具，是生物技術和知識的內隱性質決定的，是生物醫藥產業發展選擇的結果。但這些特征在各個美國BT產業集群中的表現形式和作用，大小是不同的。
在美國的BT產業集群中，波士頓的研究力量最雄厚，華盛頓的政府關系最近，紐約和新澤西是美國最大的傳統醫藥產業中心，舊金山則依靠最活躍的風險投資和最具冒險精神的創業者群體。
值得強調的是，迄今為止的生物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BT產業的成功，最終取決于金融而不是科學。加州風險資本的實力，使舊金山比波士頓在BT方面超前了20多年時間。
國家競爭優勢是美國BT產業集群發展的根本保障
雖然美國各地的BT產業集群爭奇斗艷，但更重要的是其都一脈相承于美國的文化、法律、金融和政策等。這一切為BT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確立優勢，提供了根本保障。如果說美國的BT產業集群，是世界BT產業一座座雄奇壯美的山峰，那是因為它們坐落在美國優越的文化、法律、金融和政策構成的高原上。
一是有巨額的聯邦基礎研究資助。
NIH擁有的龐大聯邦研究網絡，能夠支持其從衰老到心臟疾病、癌癥和精神疾病等各個方面的研究，保證BT領域研究的開放性和多樣性。現在NIH每年約300億美元的花費中，約80%用于資助25000個研究項目，通過競爭性研究津貼的形式，分發到主要大學的科學家手中。NIH的這些資金通過學術研究機構的渠道，使新化合物、試驗性藥品和研發工具，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并授權給全國生物科技公司使用，這是生物科技群集于著名大學周圍的原因。
如前所述，BT產業完全起源于學術研究。美國通過NIH資助大學和研究機構，基本承擔了整個BT產業的基礎研究，從學術基礎研究環節入手，為整個BT產業發展鋪墊了堅實的基礎。相比之下，歐洲大多通過從已有傳統大醫藥企業中分拆的方式創辦BT企業，日本早期的BT企業從傳統的釀酒、印染企業中誕生。
二是有及時規范的立法。
1980年代初，美國就通過了“貝-多爾法案”，即允許研究機構將用聯邦資金開發的產品或技術申請專利并享有收益。此舉對美國BT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貝-多爾法案”的核心，就是將聯邦資金資助的研究成果歸屬權，從原來出資的聯邦政府機構，轉移到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手上。由于高技術的成功商業化，幾乎不可能離開最了解相應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家，“貝-多爾法案”改變了過去高技術企業家和知識產權分離的局面，大大增加了研究機構在形成知識產權、推動技術轉移和商業化方面的積極性。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從非盈利性研究機構中出來的高科技創業者，將各種技術直接推向市場，研究機構直接站在產業競爭的前沿地帶，產學研之間從此水乳交融。
相比之下，德國在1990年代中期醒悟過來后，搞了補貼措施和一些知識產權改革。英國起步早但產業形成速度慢。法國由于法律禁止科學家利用自己的發明在公司擁有股份，BT產業遠遠落后于美國，直到最近才有措施允許科學家將自己的發明，授權給公司使用以獲利。
又如2003年美國FDA通過了一系列關于個性化藥物的規定，開始受理為有獨特基因或生理特征的病人量身定做的藥物。這為BT產業開辟了一個全新而龐大的市場，大大拓展了本已是世界最大的美國醫藥保健市場。歐洲是世界綠色運動的中心，但德國等國直到1990年代中期，還對BT抱有敵意，明確反對轉基因食品，限制了BT產品市場的規模。
三是有實力超群的資本市場。
金融服務業是美國在世界上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資本市場是風險投資的主要退出渠道，對需要連續虧損多年并持續不斷融資的BT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與歐洲的金融市場相比，美國金融市場更方便企業上市，規模更龐大，成交量更大，流動性更強，更加敏捷和能夠容忍風險，資本形成非常快。美國金融市場完全暴露風險但沒有太多限制，上市申請只要求企業在說明書中列盡所有可能的風險。
美國和歐洲前10名生物科技企業的市值差別很大。美國有很多市值過10億美元的BT上市公司可供投資者選擇，而歐洲僅幾家。從實際情況看，美國的金融市場能有力地促進新企業家融通資本形成一系列的新產業，如從芯片到寬帶通訊到現在的BT產業。歐洲一直試圖建立能和美國抗衡的泛歐洲資本市場，但一直未能如愿。1997年德國曾搞了Neuer市場，但到2002年9月，德國政府不得不將其關閉。
四是有競合充分的產業氛圍。
BT新創企業的長處，是能緊跟基礎研究的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技術，能創造新的藥靶和藥物分子，以及提供動態的個性化服務。而歷史悠久的大型制藥公司，具有雄厚的資本和知名品牌，在藥品劑型開發、臨床試驗、藥檢審批、以及市場運作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很有經驗。近年來迫于競爭壓力，大多數BT新創企業放棄了平臺技術的開發，剝離非核心資產和業務，集中轉向新藥物的開發，并力求在短期內能夠實現新藥銷售。同樣，大型傳統醫藥企業由于原有的處方藥專利到期，自有的生物和基因新品開發受挫，急于尋找新產品充實其市場渠道。因此制藥企業與生物技術公司紛紛形成戰略聯盟。目前的趨勢是由生物高技術公司做前期研發，當產品具有一定發展前景時，大制藥公司介入。這推動形成了BT產業大企業和小企業間，一種優勢互補的雙贏格局。
總體上看，雖然當前BT產業還處于“扔錢”階段，新技術范式正在探索之中，成功的藥物也還局限于少數蛋白質藥物，總體產業規模還相對有限，何時發展為支柱產業仍不確定。但是，美國的BT產業集群經過近40年的發展，已在世界上形成了代際優勢。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活躍的風險投資、富有創造力的新創企業、已窺堂奧的龍頭企業，是美國多個初具規模的BT產業集群的核心特征。這些集群依托美國巨額的聯邦基金的基礎研發投入，規范及時的立法、實力超群的資本市場和競合充分的產業氛圍，已經為美國今后確保在BT產業的代際優勢，奠定了堅實基礎。
美國BT產業已形成代際優勢
通過大規模投入BT開發和產業化，美國發動了生物科技革命，將BT變成生物技術產品和藥品發明的“發動機”，從歐洲手里搶走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傳統霸主地位。
首先，從就業、收益、上市公司數量和市值看，美國的BT產業都是歐洲的3倍左右，這一差距仍在不斷擴大。根據美國安永的統計：2000年美國BT公司有雇員174000人，歐洲只有61000人；美國公司的銷售收入250億美元，歐洲只有大約80億；美國有339家上市公司，歐洲只有105家；公司市值美國有3300億美元，歐洲只有大約685億。日本的BT產業規模比歐洲更小。2001年BioCentury只數出20家日本企業，大多剛成 立不久。而且美國的生物科技、生物醫療和醫藥行業，培養和雇傭了全球75%以上的生命科學領域的博士。
其次，從BT基礎研發的投入角度看，美國僅聯邦資金的投入2005年就達300億美元，約為歐洲國家投入的10倍，日本的20倍。如果再考慮非盈利性組織、風險投資、慈善捐贈、企業研發的配套投入，這一差距會更大。
第三，從知識的產出看，當前《Nature》和《Science》等世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雜志中，90% 的文章是關于生命科學研究的。在這些文章中，90%是美國研究機構產出的，剩下的10%中，還有很多是美國研究機構培養的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第四，從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看，人類在1970~1980年代，完成了從原始生物科技到以重組DNA技術和分子克隆為標志的第一次生物科技革命。當世界其他國家剛開始推廣和應用基因工程技術時，美國已完成了從個體基因到以生物系統為研究對象的轉變。今天的美國更已提前進入以各種前沿科技融合為標志的第三代生物科技革命。美國的BT產業已與計算機技術、生物芯片技術、組合化學合成技術、納米技術、高通量篩選技術等迅速融合，開辟了很多全新的領域。除了干細胞技術等少數領域，美國由于法律倫理約束和政治爭論而使發展受限外，美國幾乎占據所有的BT前沿領域。
以上分析可知，美國BT產業已在世界上確立了絕對優勢，與其他國家的BT產業競爭已不在一個層面上。事實上美國BT產業發展的國家戰略可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在世界上形成并確保BT產業的代際優勢，即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在技術和產業發展上，要至少先進兩代以上。
集群是美國BT產業組織的主要形式
由于生物知識和技術仍處于摸索階段，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美國BT產業的集群傾向異常明顯，主要集中在九大都市區：波士頓、舊金山、圣地亞哥、北卡三角研究地帶、西雅圖、紐約、費城、洛杉磯、華盛頓—巴爾的摩等。在這九個BT集群中，東海岸有5個，西海岸有4個。
從BT產業相關活動的活躍程度看，這九大BT產業集群，是美國其他42個城市的生物產業難以望其項背的。除了美國衛生科學研究院(NIH)的資助額度以外，九大BT產業集群的相關平均活動水平，至少是其他城市相應數字的10倍以上。
從發展趨勢看，BT研究活動已稍微趨于分散化。如九大BT集群在1980年代獲得的NIH資助的比例為63%，獲得專利的比例為71%；在1990年代，相應的比例分別變為59%和68%。但BT技術商業化活動的群集趨勢卻進一步加強。九大BT集群在1980年代獲得風險投資的比例為81%，建立R&D聯盟的比例為89%，建立新創企業的比例為61%；在1990年代，相應的比例分別增加到86%、96%和77%。
BT產業集群傾向明顯的主要原因，一是BT產品和服務創新的成本昂貴，風險大，周期長，充滿不確定性。一個成功的生物技術產品，一般要花20年時間才能完成商業化，一個典型的BT公司總要虧損經年，需要不斷融資來延續自己的研發經營；二是由于BT產業遠未達到臨界狀態，新知識、新方法、新領域層出不窮，相關人員必須相互學習，才能保證知識及時更新；三是BT企業之間經常需要通過分工配套、合并重組，以此進行定位和增強競爭力。一句話，產業集群化是一種有效的避險機制和競爭利器。
美國BT產業集群模式的核心特征
第一，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是前提。
美國九大BT成功聚集生物科技的必要條件，是它們都離世界一流學術研究機構很近。如哈佛、MIT、波士頓大學、Mass綜合醫院、Beth Israel Deaconess醫學中心、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等，都分布在波士頓環劍橋地區。這使波士頓地區成為美國獲取NIH資助和建立R&D聯盟最多的地方。舊金山是斯坦福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分校所在地。圣地亞哥的BT企業都聚集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Salk Institute和Scripps研究學院周圍。西雅圖最好的研究中心，包括Fred Hutchinson癌癥研究院和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巴爾的摩之所以成為“世界基因之都”，主要歸因于NIH和Johns Hopkins大學。北卡州的BT公司排列在三角研究地帶、北卡洛萊納大學、杜克大學周圍。
BT是一個建立在學術研究名譽和血統上面的產業。BT企業創始人的學術名譽和所擁有專利的實力，是投資者最為看中的降低投資風險的法寶。和化工等產業由大公司主導R&D不同，BT企業都以學術研究機構為起點，而且BT企業和產業集群是保證其順利發展的關鍵，是研究機構在新發現的領域，迅速批量生產博士和博士后的能力。BT公司選址的第一考慮因素，就是人才池的大小。Craig Venter是繪出人類基因組圖譜的Celera Genomics公司的創始人，他認為真正聰明的人，就是生物科技公司的煤和鐵。
第二，風險投資網絡是關鍵。
舊金山BT產業最明顯的優勢，是云集在斯坦福大學旁Sand Hill路的風險投資公司。在與波士頓128公路競爭誰能成為美國高科技活動的主導者的比賽中，風險投資產業幫助硅谷取得了勝利，同樣也為硅谷的生物科技革命提供了資金。目前硅谷的生物風險投資產業，實際投資規模比居第二位的波士頓的數據，高出50%以上。
西雅圖沒有像三藩市、波士頓和圣地亞哥那么集中的風險資本，但微軟的財富效應帶動了生物科技的冒險精神。微軟的創始人蓋茨和保羅，有意識地在美國西北地區積極支持生物科技發展。蓋茨捐贈華盛頓大學，將著名的基因科學家Leroy Hood吸引到了西雅圖，后者創立了好幾個生物科技公司和一些研究機構，包括系統生態學研究院。保羅通過他的Vulcan風險投資公司，為DNDN、SGEN和Rosetta Inp等公司提供資金。2004年微軟在西雅圖成立了以破解大腦功能為最終目標的全神經系統RNA表達譜研究所，微軟還于2005年在歐洲建立生物信息學研究院。
NIH每年有約10% 的預算，花在了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一帶。如此集中的花費，已被證明是緣于Bethesda、Rockville和其他Maryland地區建立生物科技公司的強大刺激，人類基因組項目就是NIH計劃產業化的例子。Craig Venter在創立Celera Genomics公司的前身TIGR之前，都在NIH從事尋找基因的工作。
技術不能自動變成產業，風險投資家在BT技術商業化過程中的功勞，不可磨滅。
由于BT開發投入大、風險大、耗時長，沒有不畏失敗勇于冒險、根植于當地文化的風險資本家，BT企業根本不可能起步。追溯到1953年DNA結構發現之初，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人員是DNA研究的先驅，MIT是孕育DNA科學的溫床。但全球第一家BT企業Genetech，卻在1976年創建于硅谷，完全是因為硅谷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風險投資環境。Genetech的由大學教授和風險投資家聯手創辦企業的模式，至今仍是BT創業的基本模式。
第三，新創企業是首要。
新創BT企業往往代表研究成功的新方向，不斷為BT產業集群注入新活力。因此新創企業的數量，是衡量一個BT產業集群活力的重要標準。根據最近安永的一份研究表明：2000年舊金山海灣地區有76家BT上市公司，在BT新創企業數量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顯然得益于強大的風險投資行業。包括波士頓在內的新英格蘭地區有48家，圣地亞哥有31家，西雅圖有19家，華盛頓—巴爾的摩地區有20家左右，北卡州有13家，等等。
與大醫藥企業相比，新創BT企業在創造性、敏捷性和成長性方面具有突出優勢，與研究機構的風格相近，趣味相投。生物醫藥商業化產品的最新發現，主要依賴于創造力、集中力和知識更新速度。相比之下，規模對創新能起的作用相對有限，規模是創造力起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創造力起作用的原因。前些時間，Amgen，Genetics Institute，Genetech等最大的BT企業，紛紛削減研究規模，轉而與一些新創的BT企業建立聯盟關系。更有意思的現象是，一些大名鼎鼎的BT行業泰斗，常常離開BT巨頭的CEO或董事長位置，轉而去從頭創辦新企業。Amgen的一個創始人離開Amgen后，先后創辦了兩個企業。
第四，龍頭企業是支柱。
在當前美國主要的BT產業集群中，都至少有一個商業化相當成功的龍頭企業，如硅谷有Genetech和Chiron。與另一家企業合并的Biogen，是波士頓地區生物技術公司的王牌。圣地亞哥的龍頭企業是IDEC醫藥，和Genetech公司合作創造了世界第一個單克隆抗體藥物Rituxan。西雅圖最大的BT企業是Immunex，之前則是Amgen。Celera和人類基因組科學公司，曾是華盛頓和巴爾的摩基因產業集群的領袖。
在把著名研究機構周圍的一群新創企業，轉變為一個真正的地區性BT產業集群方面，一個有著巨大成功故事的龍頭公司，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許多地區都有優秀的科研中心，但只能靠運氣，才能得到一次商業的巨大成功，真正帶出一個地區性的產業。
BT產業知識效應明顯，龍頭企業往往“贏者通吃”。BT領域的企業規模優勢非常明顯，通常一個BT子領域的領袖，其規模在研究階段是追隨者的5到10倍，在商業化階段可以是追隨者的30到100倍。正是這種規模效應，為一個地區性產業集群吸納和配備了一些關鍵性的資源，如產業化必須的工藝和管理人才，以及配套性產業。
成功的地方企業躍居領導地位，是最好的榜樣。這些企業的部門領導和中層經理，經常自己開創或經營新公司。在世界生物科技產業起源的加州北部，Genentech和Chiron公司就這樣的角色：前Genentech公司的科學家和管理者，創立或經營了近30家BT公司，與Chrion公司有關聯的人，在15家BT企業中扮演同樣角色。波士頓地區的Biogen、Vertex和MP公司也如此。
BT是一個管理者人格和聲譽，能直接影響股價的產業。對投資者而言，管理團隊和新領導人的BT企業血統，如在知名企業的工作資歷背景，是BT公司成立以后的成功保障之一。如加州的BT企業Scios之所以能用20年時間，成功開發出第一個藥品，是其聘用了一位來自Genentech的高級管理者作為新任CEO。這個人的經歷，幫助公司順利完成了藥品的臨床試驗和建立銷售網絡，把新藥推向市場。
以上美國BT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本質上是規避產業投資風險的最佳工具，是生物技術和知識的內隱性質決定的，是生物醫藥產業發展選擇的結果。但這些特征在各個美國BT產業集群中的表現形式和作用，大小是不同的。
在美國的BT產業集群中，波士頓的研究力量最雄厚，華盛頓的政府關系最近，紐約和新澤西是美國最大的傳統醫藥產業中心，舊金山則依靠最活躍的風險投資和最具冒險精神的創業者群體。
值得強調的是，迄今為止的生物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BT產業的成功，最終取決于金融而不是科學。加州風險資本的實力，使舊金山比波士頓在BT方面超前了20多年時間。
國家競爭優勢是美國BT產業集群發展的根本保障
雖然美國各地的BT產業集群爭奇斗艷，但更重要的是其都一脈相承于美國的文化、法律、金融和政策等。這一切為BT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確立優勢，提供了根本保障。如果說美國的BT產業集群，是世界BT產業一座座雄奇壯美的山峰，那是因為它們坐落在美國優越的文化、法律、金融和政策構成的高原上。
一是有巨額的聯邦基礎研究資助。
NIH擁有的龐大聯邦研究網絡，能夠支持其從衰老到心臟疾病、癌癥和精神疾病等各個方面的研究，保證BT領域研究的開放性和多樣性。現在NIH每年約300億美元的花費中，約80%用于資助25000個研究項目，通過競爭性研究津貼的形式，分發到主要大學的科學家手中。NIH的這些資金通過學術研究機構的渠道，使新化合物、試驗性藥品和研發工具，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并授權給全國生物科技公司使用，這是生物科技群集于著名大學周圍的原因。
如前所述，BT產業完全起源于學術研究。美國通過NIH資助大學和研究機構，基本承擔了整個BT產業的基礎研究，從學術基礎研究環節入手，為整個BT產業發展鋪墊了堅實的基礎。相比之下，歐洲大多通過從已有傳統大醫藥企業中分拆的方式創辦BT企業，日本早期的BT企業從傳統的釀酒、印染企業中誕生。
二是有及時規范的立法。
1980年代初，美國就通過了“貝-多爾法案”，即允許研究機構將用聯邦資金開發的產品或技術申請專利并享有收益。此舉對美國BT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貝-多爾法案”的核心，就是將聯邦資金資助的研究成果歸屬權，從原來出資的聯邦政府機構，轉移到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手上。由于高技術的成功商業化，幾乎不可能離開最了解相應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家，“貝-多爾法案”改變了過去高技術企業家和知識產權分離的局面，大大增加了研究機構在形成知識產權、推動技術轉移和商業化方面的積極性。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從非盈利性研究機構中出來的高科技創業者，將各種技術直接推向市場，研究機構直接站在產業競爭的前沿地帶，產學研之間從此水乳交融。
相比之下，德國在1990年代中期醒悟過來后，搞了補貼措施和一些知識產權改革。英國起步早但產業形成速度慢。法國由于法律禁止科學家利用自己的發明在公司擁有股份，BT產業遠遠落后于美國，直到最近才有措施允許科學家將自己的發明，授權給公司使用以獲利。
又如2003年美國FDA通過了一系列關于個性化藥物的規定，開始受理為有獨特基因或生理特征的病人量身定做的藥物。這為BT產業開辟了一個全新而龐大的市場，大大拓展了本已是世界最大的美國醫藥保健市場。歐洲是世界綠色運動的中心，但德國等國直到1990年代中期，還對BT抱有敵意，明確反對轉基因食品，限制了BT產品市場的規模。
三是有實力超群的資本市場。
金融服務業是美國在世界上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資本市場是風險投資的主要退出渠道，對需要連續虧損多年并持續不斷融資的BT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與歐洲的金融市場相比，美國金融市場更方便企業上市，規模更龐大，成交量更大，流動性更強，更加敏捷和能夠容忍風險，資本形成非常快。美國金融市場完全暴露風險但沒有太多限制，上市申請只要求企業在說明書中列盡所有可能的風險。
美國和歐洲前10名生物科技企業的市值差別很大。美國有很多市值過10億美元的BT上市公司可供投資者選擇，而歐洲僅幾家。從實際情況看，美國的金融市場能有力地促進新企業家融通資本形成一系列的新產業，如從芯片到寬帶通訊到現在的BT產業。歐洲一直試圖建立能和美國抗衡的泛歐洲資本市場，但一直未能如愿。1997年德國曾搞了Neuer市場，但到2002年9月，德國政府不得不將其關閉。
四是有競合充分的產業氛圍。
BT新創企業的長處，是能緊跟基礎研究的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技術，能創造新的藥靶和藥物分子，以及提供動態的個性化服務。而歷史悠久的大型制藥公司，具有雄厚的資本和知名品牌，在藥品劑型開發、臨床試驗、藥檢審批、以及市場運作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很有經驗。近年來迫于競爭壓力，大多數BT新創企業放棄了平臺技術的開發，剝離非核心資產和業務，集中轉向新藥物的開發，并力求在短期內能夠實現新藥銷售。同樣，大型傳統醫藥企業由于原有的處方藥專利到期，自有的生物和基因新品開發受挫，急于尋找新產品充實其市場渠道。因此制藥企業與生物技術公司紛紛形成戰略聯盟。目前的趨勢是由生物高技術公司做前期研發，當產品具有一定發展前景時，大制藥公司介入。這推動形成了BT產業大企業和小企業間，一種優勢互補的雙贏格局。
總體上看，雖然當前BT產業還處于“扔錢”階段，新技術范式正在探索之中，成功的藥物也還局限于少數蛋白質藥物，總體產業規模還相對有限，何時發展為支柱產業仍不確定。但是，美國的BT產業集群經過近40年的發展，已在世界上形成了代際優勢。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活躍的風險投資、富有創造力的新創企業、已窺堂奧的龍頭企業，是美國多個初具規模的BT產業集群的核心特征。這些集群依托美國巨額的聯邦基金的基礎研發投入，規范及時的立法、實力超群的資本市場和競合充分的產業氛圍，已經為美國今后確保在BT產業的代際優勢，奠定了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