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四大有利因素分析

     一、規劃本身空間廣闊，固廢問題刻不容緩

     固體廢物污染是除空氣、水和噪聲污染之外另一大城市污染問題。在城市日常功能區，生活垃圾的堆積成為目前困擾眾多城市的一大嚴峻問題。目前，我國每年清運的城市生活垃圾達到1.64億噸，并保持了每年約2%的增長速度。雖然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連年提升，但目前也僅有80%的垃圾實現了無害化處理，超過3300多萬噸城市生活垃圾無處可去，隨意堆積成為了最直接的處理方式。

     除了每年新增的超過1.6億噸生活垃圾外，存量的垃圾量已經達到65億噸，侵占了35億力方面的土地，全國66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局。目前，填埋依然是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在處理量上的占比達到了77%。一線城市的垃圾填埋場的超負荷運轉是普遍現象，如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場，2003年投入使用，設計日處理能力為1000噸，2009年其日處理能力達到了3400噸，6年消耗60%的設計容量。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眾多垃圾填埋場在未來幾年將進入封場階段。在人地矛盾如此突出的城市擴展中，新的垃圾填埋場很難開辟，如何解決不斷增加的垃圾量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此外，垃圾填埋場對周圍環境的巨大影響也使得其周邊地區很難形成實質開發，這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綜合發展。在綜合回收利用等其他處理方式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焚燒可能算是一個最好的處理方式；而且采用焚燒發電的方式也能夠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這是各級城市熱衷垃圾焚燒發電的源動力。因此，我們看到，眾多城市在“十二五”期間提出了對于垃圾焚燒發電的規劃。

     雖然有著這么大的急迫性，“十一五”的城市垃圾處理投資卻是遠遠低于規劃值的。整個十一五期間，規劃投資863億，實際投資561億，完成率僅為65%。其原因也是多方面，金融危機、宏觀調控、民眾壓力等是影響因素。但是項目本身的儲備卻是充分的，疊加上“十二五”期間的新增建設量，爆發性的增長空間是可以看到的。

     二、政策明確促發展

     在2012年，兩大政策文件的出臺直接驅動了垃圾焚燒發電的發展。

     2012年4月19日，醞釀許久的《“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或國務院批準，其中，對于垃圾焚燒處理能力的建設成為最大的看點，焚燒規劃比例到2015年要達到35%（目前為20%左右），彰顯出了對于焚燒處理方式的大力支持。由于上面我們已經進行了解讀，這里不再贅述。

     在此之前，國家發改委公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將垃圾發電標桿電價全國統一為0.65元/kw•h，并以生活垃圾量折算上網電量280度/噸，自2012年4月1日起實施。

電價補貼政策

資料來源：中企顧問網整理

各地垃圾發電上網電價情況（標桿電價頒布之前的測算）

資料來源：中企顧問網整理

     在標桿電價頒布之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上網電價均低于0.65元。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這是垃圾發電是一種鼓勵。同時，由于對補貼電價的負擔有了一個明確的規定，責任權屬的劃定也有利于利益的協調。超過脫硫燃煤機組標桿電價的部分由省級電網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解決，利于地方節約財政，對新項目的投資積累有拉動作用。同時，新的補貼電價政策對于參煤發電方式而言不算利好，于是以參煤發電為主的循環流化床技術路線的吸引力降低。

     三、開放與透明：二噁英并非無解

     二噁英是二噁英類（Dioxins）物質一個簡稱，它并不是一種單一物質，而是結構和性質都很相似的包含眾多同類物或異構體的兩大類有機化合物。二噁英的毒性十分大，是砒霜的900倍，有“世紀之毒”之稱，萬分之一甚至億分之一克的二惡英就會給健康帶來嚴重的危害。二惡英除了具有致癌毒性以外，還具有生殖毒性和遺傳毒性，直接危害子孫后代的健康和生活。因此二惡英污染是關系到人類存亡的重大問題，必須嚴格加以控制。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人類一級致癌物。

     老百姓之所以反對垃圾焚燒發電，除了其可能帶來空氣等方面的污染之外，對于二噁英排放的擔憂是最大的癥結。在對聚氯乙烯等含氯物質的焚燒中，低于300~400oC的焚燒極易生成二噁英。而目前城市生活垃圾中大量存在塑料袋等含氯物質，一旦燃燒不完全，二噁英的排放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全國各地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或多或少的遇到來了來自老百姓的抵制，不少項目出現了擱淺。

近幾年遭民眾反對的部分垃圾焚燒項目

資料來源：中企顧問網整理

     然而，二噁英問題并非無解。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在遭受到二噁英困擾之后即時采取趨勢，使得二噁英排放問題得到妥善處理。德國1990源自垃圾焚燒二噁英排放大約為400g，僅次于金屬加工行業；但在2000年，其排放量僅為0.5g，降低了99.9%，遠遠低于其他領域的二噁英排放。日本從1997年開始重視二噁英排放問題，并于2000年1月正式實施《二噁英法》，采取了一系列扎實有效的應對措施，二噁英排放迅速降低。

     發達國家給我們的啟示是，只要正視二噁英的排放問題，目前的技術條件是完全可以化解其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事實上，采用合理的焚燒技術和焚燒后煙氣處理，二噁英類物質基本可以被消除。

二噁英的具體去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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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中，對于焚燒廠的位置選擇、垃圾的熱值要求、焚燒過程的溫度條件、煙氣處理等方面均有著詳細的規定，如果完全按照這一標準進行垃圾焚燒處理，二噁英的排放會在一個安全的范圍。近年來所產生的民間與行政部門的沖突上，一部分原因是部分電廠環保標準不達標，對于標準的嚴格執行成為必須。因此，監管的加強勢在必行。

     然而，除了上述的對于標準的執行力之外，透明度與開放性的不夠也是造成雙方沖突的主要原因。不少地方上馬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過程中，并沒有做詳細的前期工作，比如選址對風向、水流的影響，對周邊居民的影響；更有甚者，直接進行環評報告的造假（如秦皇島垃圾發電項目）。而在面對民眾的質疑聲中，行政部門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和缺乏勇氣更加深了雙方的誤解，沖突在所難免。從本質上講，垃圾發電之爭已然不簡單是環境污染之爭，從更深層次上講其也是一種公權力對于私權利踐踏所帶來的反抗。這與暴力拆遷類似，只不過空氣、水質等的污染波及面會更大。

     于是，在破解垃圾焚燒之爭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是對于環保標準的嚴格執行；另一方面，開放與透明，接受民眾的監督是化解矛盾另一良策。我們可喜的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確實在正視這個問題，并在這兩個方面雙管齊下：加強監管，接受監督。積極與市民溝通，北京還組織市民到日本參觀現代化的垃圾電廠；上海、廣州等地在公眾參與環評檢測方面都有嚴格要求。雖然爭議仍然存在，但一旦化解矛盾的機制建立，建設的進度也會隨之加快。

     四、資本驅動

     由于城市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大都以BOT為基本模式，運營方的資金保障程度也會影響項目的建設進度。在過去的2012年中，主要的垃圾焚燒發電參與者光大國際、桑德環境等均進行了大舉的融資，這也有力的保障了各地項目的持續推進。在可見的上市公司現金流上，光大國際2012年的籌集現金流凈額是2011年的2.5倍；桑德環境完成配股，2012年籌資現金流凈額將近20億，是2011年的7.6倍。

     其他公司也有著不小規模的籌資行為，如城投控股向上海環境增資6億，天津泰達、深圳能源、華西能源等則采用發債的方式融資。

     垃圾焚燒發電是一場“資源”之爭，以往被看做是廢物的垃圾將成為富含能量的資源，而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域，垃圾焚燒電廠具備了“唯一性”（產生的垃圾量僅容許一家發電廠存在）。要爭奪這種“資源”，資本則成為了敲門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