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宏觀政策演變趨勢分析

      201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2012年宏觀調控政策的基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要密切監測經濟運行的變化，適時適度做好必要的預調與微調，保持前瞻性，提高針對性，增強有效性，合理把握調控的力度和節奏，推動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

      分析認為，對2012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不僅要有利于短期的周期性調整，更應立足于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在通脹壓力逐步得到緩解的情況下，2012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應定位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從國際經驗觀察，本輪經濟回落很可能表明中國已經進入由高速增長階段到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二戰以后，日本、韓國、德國等成功追趕型經濟體，都曾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長，在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一種國際公認度較高的購買力平價指標）左右時，都出現了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30%~40%，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速增長階段。中國已經經歷了超過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長，2010年人均收入接近8000國際元，如果繼續保持8%~9%的增長速度，將會在2014年左右達到11000國際元。

      因此，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是一個大概率事件，經濟增長速度將由10%左右回落到6%~7%。需要注意的是，增長速度下降有比較平緩的，也有短期內大幅下滑的。保持穩定增長是未來幾年的重要政策目標。而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重點解決好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國有壟斷性大企業與小微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關系，真正把經濟增長的立足點和政策的著力點定位于實體經濟、產業升級和創新活動。從日本、韓國的經驗來看，中國要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助推產業升級和創新活動，就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抑制房地產泡沫，打破行政行壟斷，鼓勵競爭。

      （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長周期增長趨勢性放緩和短周期總需求緊縮的疊加狀態。從長周期看，潛在增長率正處于放緩的開始階段。從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資放緩將拖累GDP增長率的持續下滑。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有三次顯著加速。期間，勞動力與資本的增速相對穩定，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主要貢獻因素。

      而潛在增長率的三次顯著提升均與改革有關，體現了體制改革的紅利。1980年初，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從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為41％。1990年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潛在經濟增長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0.3％，全要素生產率為之貢獻了30％。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水平顯著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從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0.7％，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了37％。目前，潛在增長率由“十一五”期間的10％以上回落到9％左右。主要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都趨于衰減：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已經逐漸釋放完畢；農村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已所剩不多；房地產的畸形發展，降低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合理。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趨勢不可避免，但是，只要能夠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效促進科研、教育、政府效率大幅改善，消除限制勞動力轉移的體制與政策因素，未來30年中國經濟仍會保持8%以上的增長速度。

      （二）宏觀調控政策選擇面臨的幾個問題

      1.調控部門對經濟走勢如何判斷的問題。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調控部門是樂觀的，企業界是悲觀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資界是混亂的。各地政府普遍認為經濟形勢好于預期，尤其是2011年財政收入又創了歷史新高，這容易使宏觀調控部門對未來經濟下滑估計不足。在信貸收緊、房地產嚴控、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歐美債務危機加深等因素作用下，2011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超出預期，經濟增長指標、結構指標和效益指標都沒有明顯下降，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內生動力和超常韌性。如果宏觀調控部門只拘泥于觀察宏觀數據，有可能出現對宏觀經濟形勢過于樂觀，對后期經濟回落估計不足，從而出現政策調整不及時、不到位的問題。

      2.宏觀調控目標的多元化問題。中央銀行的核心職能是通過穩定幣值來促進經濟增長，而政府部門除了要促進經濟增長外，更要維護社會穩定。其實，此輪通貨膨脹對實體經濟運行并沒有產生過大的負面影響，它所引發的問題主要是社會層面的。因此，如何界定和選擇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單一還是多元？是經濟目標還是社會目標？目標之間的先后次序如何安排？考驗著中央政府的智慧。

      3.通貨膨脹根源與控通脹手段的非一致性問題。本輪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2009、2010兩年貨幣投放過多導致的。2011年以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使通脹率半年來持續回落，通脹問題似乎不再突出。但是，中國本輪通脹的核心根源是勞動力成本上升、農副產品價格上漲與輸入型通脹疊加形成的，這些因素對緊縮貨幣都不敏感，一味緊縮信貸并不能控制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源，但會使實體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實體經濟下來會使需求減小，通脹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這種調控的代價需要評估。在復雜的通貨膨脹背景下，緊盯著CPI實行貨幣緊縮，容易造成對實體經濟調控過頭而通脹又難以真正控制的局面。

      4.對金融風險生成機制的認識不到位問題。目前，許多金融問題源自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民間借貸與影子銀行的發展，表明這些金融管制已經難以為繼。短期內，因為違約增加，這些活動會有所收縮。但長期來看，只要金融抑制政策不消除，這些活動一定會死灰復燃。積極的應對策略應該是逐步取消管制政策，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將這些非正規的金融活動納入正規的監管體系之下。

      （三）宏觀調控政策選擇

      1．財政政策。中國正處在結構調整時期，在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圍內的情況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財政政策要把社會資金的配置與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相適應，把資金引導到戰略性新興產業、服務業、農業現代化、公共服務投資等方面，有效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具體政策安排上，必須嚴格控制赤字規模和債務余額規模，特別要加強對地方債務的監管。同時，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發揮財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調整經濟結構中的積極作用。2012年財政政策要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提高補貼、結構性減稅等措施，降低生產流通成本、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提高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從而保障供給、緩解物價上漲壓力。嚴格控制并逐步減少中央赤字和國債余額規模，切實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改進和強化預算管理，防范債務風險。要抓緊研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稅制和轉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徹底解決“土地財政”問題。

      2．貨幣政策。基于貨幣政策的滯后效應，2012年必須增強貨幣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的滯后效應與多種因素疊加。要注重以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優化的政策來取代總量緊縮的政策；要合理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要把握好各種政策工具的平衡點并進行合理組合，強化銀行表外業務監管，防止風險積聚，保持金融系統健康穩定；要加強價格型工具的運用，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變銀行系統與民間融資市場貸款利率利差過大問題，以及存款利率與理財產品利率利差過大的問題；要有選擇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向小微企業、三農和戰略新興產業等特定領域實施定向放松。同時，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應促進與小微企業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機構及債券市場的發展。

      3．稅收政策。重在推進結構性減稅，為實體經濟的長期增長提供動力，為微觀經濟層注入活力。進一步加強對小微企業的財稅支持力度，加大減免稅收力度。同時，應加快推進增值稅的改革試點，解決營業稅重復征稅的問題，進一步降低生產型服務業的營業稅稅負水平，為服務業的專業化細分與結構升級創造條件。應盡快對房地產增值收入征收資產所得稅，從稅收制度上落實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的調控理念。

      4．產業政策。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進一步加大落后產能淘汰和節能減排的政策力度，促進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要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建立產業退出機制，促進落后生產能力有序退出；要著力培育新的增長點，加快重點產業調整和技術改造，進一步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場需求潛力大的產業和產品的支持力度，盡快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加強對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支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5．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制度，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民增收，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社會政策重在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和諧社會建設。